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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力量:翻译诗歌与百年中国新诗

时间:2018-08-06 17:02 点击:
隐形的力量:翻译诗歌与百年中国新诗 作者:熊辉(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教授)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如美国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如美国新诗运动胜利的重要标志,在于成功地翻译了中国诗歌,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五四新诗人们所谓的新诗形式,则大都是以优秀的译诗为蓝本建构起来的。译诗在百年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带给新诗的潜隐力量,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着各自的发挥。

隐形的力量:翻译诗歌与百年中国新诗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右三)访华期间,与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等人合影。

  胡适对译诗的借力

  胡适是倡导并尝试创作新诗的先行者,也是借力翻译诗歌发动新诗革命的第一人。

  康奈尔大学位于纽约州东北部的五指湖区,那里山色秀美,清泉灵动,湖波熠熠,蔚蓝的天空缀满诗性的音符。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胡适常和任叔永、杨杏佛以及来访的梅光迪等人讨论中国诗歌的变革问题。1915年夏天,众人泛舟凯约嘉湖,不想“小船打翻”事件让大家诗兴大发,而任叔永创作的《泛湖即事》诗成为胡适阐发新诗理论的突破口。毋庸置疑,梅光迪等留美人士当即反对胡适的白话诗主张,他们为此展开了长久的争论。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借用美国意象派宣言提出“八事”主张,又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白话诗主张已成众矢之的,胡适唯一有力的反击就是创作出有说服力的新诗。是年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本意是想证明白话可以作诗,不料弄巧成拙,蹩脚的“新体”让他被讥为“黄蝴蝶教授”。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均未成功,胡适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横扫流言蜚语,让白话诗得以昌明?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是宋人夏元鼎的诗行,却能很好地诠释彼时胡适偶得翻译诗歌的心境。1918年3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翻译作品《关不住了》,此乃当时流行美国诗坛的女诗人蒂斯代尔的普通诗作,却为他的新诗理论主张找到了理想的范本,在百年新诗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建立起新诗创作的格局。草创期的新诗,语言形式和创作技巧均难以脱离古诗的窠臼,恰恰是译诗,因为要顾及原诗的形式而不得不舍弃传统的诗歌观念,尽管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背离传统,但至少可以造成译诗形式与古典诗歌形式的差异。因此,译诗形式在客观上给新诗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体,在形式上更能达到胡适白话新诗的标准。事实上,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新诗人们所谓的新诗形式,大都是以优秀的译诗为蓝本建构起来的。站在中国新诗的主体立场上,胡适接近和翻译外国诗歌的旨趣是为诗歌的“自然口语化”寻找证据,译诗仅仅是证明新诗理论的实践“工具”,而不是新诗发生和发展的源头。

  胡适借助翻译诗歌来证明新诗创作的成功,并非孤立的个案,外国诗歌的发展同样如此。罗马入侵并占领希腊之后,安德罗尼柯作为有文化声望的前朝遗老,成为罗马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但由于罗马缺乏拉丁文书籍,为方便教学,安德罗尼柯于公元前250年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成为拉丁文学史上的第一首诗歌。在戏剧领域,也正是安德罗尼柯受人委托翻译的一部希腊悲剧和一部喜剧,使罗马的舞台表演艺术得以诞生。

  遥远的事理难以言说或证伪当下之事,安德罗尼柯的翻译活动是罗马文学艺术的开端,倘若此事不足为据或并非普遍事理,那不妨再以20世纪美国的新诗运动为例。在查阅大量诗歌刊物的基础上,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一书中认为:“很难断定中国诗在为现代诗运动争取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没有中国诗,现代诗运动也会成功。但是中国诗至少是现代诗运动首先获得承认的成果之一。”美国新诗运动胜利的重要标志,在于成功地翻译了中国诗歌,使其成为首先被人们接受的美国新诗作品。我们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翻译诗歌是最早得到肯定的新诗作品,中国新诗运动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人们对外国诗歌翻译体的认同。

  翻译诗歌使中国新诗形式得以增多。面对新事物的涌入,中国诗歌在清末一度出现词不达意的窘态,如同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说,“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于是语言形式创新成为中国诗歌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面对众多的非议和新诗自身的诸多困境,刘半农提出新诗要发展就必须增多诗体,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认为,翻译外国诗歌是“增多诗体”的有效路径。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在《新诗底十字路口》一文中也发表过相似的言论,认为翻译“不独传达原作的神韵”,也“正是移植外国诗体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翻译实践证明,翻译外国诗歌可以增多中国诗体,比如周作人翻译俳句短歌给中国新诗运动引进了“新的一型”——小诗,胡适等人的翻译引进了自由诗体,刘半农等人的翻译引进了散文诗体,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翻译引进了现代格律诗体,孙大雨等人的翻译引进了十四行体等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翻译外国诗歌可以增多诗体,丰富中国新诗的形式。

  新诗形式的试金石

  翻译诗歌帮助中国新诗确立了文体地位,打开了创作的新局面;同时,翻译诗歌也是中国新诗形式的试金石。

  五四初期,新诗倡导者的压力不仅来自作品的短缺,而且来自人们对新诗观念合法性的普遍质疑。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新诗在破除了古诗严谨的形式之后,自由诗创作泛滥成灾,守旧派乃至新派都无法容忍新诗艺术的缺失,“创格”一事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新诗如何创格,新诗创格的合理性何在?很显然,依据翻译诗歌的形式要素来建构中国新诗形式,同时在翻译外国诗歌的时候去检验中国新诗的形式观念,成为建构新诗形式的重要手段。余光中先生在《翻译和创作》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一般说来,诗人而兼事译诗,往往将别人的诗译成颇具自我格调的东西。”此话固然可以理解为译者会在翻译中打上创作的烙印,但也不妨说成是译者会不自觉地在翻译中执行他们的创作理念。在翻译外国诗歌的过程中,中国新诗的音韵主张得以使用并逐渐成熟。卞之琳先生的《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一文,对现代译者常采用与“音步”相同或相近的中国现代新诗音律去翻译外国诗歌的案例,逐一回顾并细究创作的成败。闻一多、孙大雨、陆志韦、梁宗岱、卞之琳乃至屠岸等人的译诗,因为应用并实践了中国新诗的音律而获得了形式的成功,不仅使现代译诗有效地实践了中国新诗的音律主张,而且证明了中国新诗格律理论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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