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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孩子们支教,孩子们为我疗愈

时间:2018-07-11 13:04 点击:
站在这块空地上,小林跟我比划着,放映机安在哪里,幕布立在哪里,“人多的时候,幕布正反面都坐满了人。临别之前,我对小林说:“我来给你这两年的病情和治疗,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偏远山村,风景绮丽。站在村里任何一个位置,四面望去,满眼都是连绵的群山,平地拔起,危峰兀立。

  可是,风景虽美,交通非常不便。2018年6月5日,我从南宁到县里,到乡里,再到村里,耗了一个下午,夕阳西下时,才抵达这个群山环抱中闭塞的小山村。也许正因如此,本文的主角林文萍,才会在大学毕业后,千里迢迢从四川来这里支教

  我是专门来采访小林姑娘的。两个星期前,我收到她的来稿,洋洋洒洒五千多字,尽述其抗抑郁经历。老实说,她的经历并不复杂,无非是大学期间抑郁症急性发作、住院,然后出院、痊愈,有一些感受,等等。类似文章“渡过”公号上有很多。

  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她的文章,主要原因在于她提到:病情缓解后,她到广西支教,在支教中完全康复。

  这个情节吸引了我,我又好奇又担心。担心的是,从她的叙述中,我判断她的病不只是简单的抑郁,而是“双相情感障碍”,而双相是有隐蔽性的。她重度抑郁住院,仅仅一个多月就出院,服药3个月后就停药,会不会有复发风险?

  好奇的是,如果她如今好了,那么,支教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知道有“公益疗法”之说,想通过小林考证一下,是不是确实有效,以及限定条件是什么?

  带着好奇和担心,我联系上小林,来到了她支教的小学。小学坐落在村中心,白天是村庄最热闹的所在。傍晚,放学之后,喧嚣散去,偌大的校园只剩下几位外地支教老师和校长夫妇。这个群山环抱中的中国最基层的村小,显出了空旷寥落的模样。

  我们在小学的操场上漫步。在四周黑黢黢山影的映衬下,小林对我讲述了她患病之初的往事。

  抑郁难捱折临床治愈

  2015年9月底,刚参加完司法考试的我,放弃本校研究生保送资格,准备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时间只剩3个月,压力巨大,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大事。差不多坚持了两月,考研还剩30天,坏消息接踵而至——司考成绩不如人意;曾以为的灵魂伴侣因异地支教劈腿;家中出现重大变故,爷爷的病一天天变得更重……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整夜整夜哭泣,然后失眠。天气越来越冷,起床和吃饭成了每天最难的事。我谁也不想见,又忍不住地害怕,渴望被关心。

  争强好胜的我不想被任何人看出端倪,尽量躲着熟人,每天也还去图书馆看书。我躲在最角落的位置,一坐下来,所有不愉快的经历就像放电影一般循环播放。每晚也一定要快熄灯我才能回寝室;下雨天会一个人站在操场中心冲着自己怒吼,甚至自扇耳光埋怨自己无用;坐车不敢靠近门,总觉得自己下一秒会跳车被乱车撞死;一上厕所就把自己关在里面两三个小时;以泪洗面差不多是常态。

  室友有所察觉,但临近毕业忙着各寻出路,估计当时想离我这个“瘟神”能有多远就多远吧……这样的状态一直挨到了考研结束。

  心中总有挥之不散的阴云,不论别人如何和自己讲道理、聊天、安慰、鼓励,我再也变不回去原来的样子——那个热情大方、整天乐呵、能言善辩、热爱生活的自己。

  我想自救。那时我对抑郁症一无所知,也认为患病是自己“意志不够坚定”所致。于是我找能量场很高的超哥聊天,好了一两天又不行了;易琴带我回宜宾散心几天,二嬢一生坎坷励志的经历也激励不了我。

  后来,我还一个人坐上硬座绿皮火车,去贵州桐梓找在我看来阳光积极的祥美姐,想从她身上获得生命的能量。没想到见到她,她和男朋友一帆风顺的事业和逍遥自在的生活,更让我坐立难安。

  我想我可能是病了,终于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治疗。那老师贴着慈悲的微笑一口一个“我理解你”,我恨不得痛骂她一顿:“你这个虚伪的骗子!你根本理解不了我的痛苦!”可是,我连和她争吵的力气都没有。

  没有地方可以收容,我不得不回家。那晚妈妈问了一句:“女儿,你到底怎么了?”我抱着妈妈,好像不知道受了多大委屈,哭得声嘶力竭,直到手脚发麻瘫在客厅里。

  回家我想找份兼职换个心情,可是我起不来床,一到早晨我就觉得浑身被针扎似的疼痛,心底会冒出声音说:“何必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着,一眼望到头全是痛苦,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木讷、冷漠、狠心、自私、无情。趁他们不注意坐上窗台,大晚上偷偷跑出家惹得全家出动来找我。我在网上看世界上的死法,写了遗书。我不吃饭,我不起床,无论谁叫我,谁求我,谁给我讲道理,谁在我边上哭。

  我糟糕透顶了,挨着日子过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新年”,那时母亲没日没夜地哭是支撑我活下去唯一的动力。

  我给妹妹说,我可能抑郁了。家里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相信我,他们以为我在装疯卖傻。

  转机发生在某一天,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老祝,从县城来到我家。他不和我讲道理,只是告诉妈妈:“她就是病了,带去医院有病治病,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听医生的。”

  我落下感激的泪,但什么话也没讲。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被包容,终于有人相信我不是在装疯卖傻以逃避世俗。我终于可以把身上重重的壳卸下来。

  我开始了治疗。先是去一家在某搜索引擎上位居榜首的私人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立即办理了住院手续。一晚上做了整套的检测,火急火燎花掉了五千多元。治疗了两周,吃了药就睡,毫无起色。第二次去的是公立医院,诊断结果依旧为“重度抑郁症”,立即入院治疗。

  前十来天没一点好转,加大安眠药剂量才能入睡。直到我在走廊外听到主治医生告诉妈妈:“你女儿是双相情感障碍,需要终生服药。”

  妈妈那晚抱着我,不停地抚摸我,什么也不说。我暗自想:我不能接受终生服药,一定要绝地反击了。

  我开始从心底里接纳医院的治疗办法: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

  在医院一天的安排大概是:一睁眼就给自己加油打气,起床吃饭,早间冥想、瑜伽操、输液、服药、颅磁共振治疗、个人心理治疗、团队治疗(音乐、图画、戏剧等形式)和家庭治疗、病友集体活动等。

  那个时候药物治疗用量很大,体重飙到了150斤,整天昏昏欲睡。老记不住事情,目光无神、恶心犯吐。

  我从书里学到“恐惧盒子”和“成功日记”的方法。每做一件事之前会把我的恐惧写下来,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不需要害怕;我咬牙每天写“成功日记”,告诉自己不是废物,哪怕只是吃饭、接电话、散步两圈、和人微笑、看一集综艺节目,那都是值得称耀和庆祝的事。

  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看电影,《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和《我的丈夫得了抑郁症》《百元之恋》等等,像是在这些losers(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人生哪有那么多的胜利,挺住就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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