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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乐府和雅乐

时间:2018-07-11 12:29 点击:
内容提要 :朝鲜半岛人建雅乐、兴乐府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乐府”观和“雅乐”观,是中国乐府史和雅乐史的一面镜子。“雅乐”概念在半岛的三国时期已经成立,一直是制度文明和国家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府”概念随宋徽宗赐乐而传入半岛,

  内容提要朝鲜半岛人建雅乐、兴乐府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乐府”观和“雅乐”观,是中国乐府史和雅乐史的一面镜子。“雅乐”概念在半岛的三国时期已经成立,一直是制度文明和国家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府”概念随宋徽宗赐乐而传入半岛,先是指称一种宫廷音乐,后来指称一种文体,或一种文学创作的方式。从雅乐史的角度看,其中有两个事件最为重要:一是宋徽宗赐乐。这一事件开创了高丽宫廷音乐“雅乐”“唐乐”“俗乐”三分之制,并且建立了系统的宫悬之乐。二是朝鲜世宗创制雅乐。这一事件标志了半岛礼乐文明的高峰,并为后来的雅乐建设提供了模本。“乐府”和“雅乐”代表了朝鲜半岛文化发展的两条路线。“乐府”运动主要发生在民间,由知识人承担,因而表现了民族化和通俗化的趋势;“雅乐”的首要目标是培养统治者“敬天保民”的品德,主要发生在宫廷,因而表现了典雅化和有限本土化的趋势。“乐府”代表汉字文学对半岛的影响,“雅乐”则代表制度文明对半岛的影响。“乐府”是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艺术行为,“雅乐”则是包含艺术要素的制度文化和政治行为。任何时代的雅乐重建,都不能忽视其制度的、同集权政治相折衷的内涵。

  关 键 词:雅乐/乐府/朝鲜半岛/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王小盾(1951- ),男,温州大学教授。

  在禹域之外,朝鲜半岛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晚在殷末周初,黄河流域的古文明就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后来汉武帝建四郡,朝鲜半岛一度纳入中原政府的管辖范围。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之时,半岛和中原王朝建立宗主—藩属关系,同时也袭用了中原的教育制度和礼乐制度。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其中较具标志意义的事件有:公元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立太学教育子弟”;公元503年及稍后,新罗智证王定国名、王号和谥法;公元640年,新罗善德王“遣子弟入唐,请入国学”;公元685年,新罗神文王设立五庙以奉祖祭;公元788年,新罗元圣王仿中国之制,以儒学取士;公元834年,新罗兴德王定服制,实现了各级官员的服饰礼制化。①从此以后,朝鲜半岛渐有“仁义之乡”“君子之国”和“小中华”之称。因此,朝鲜半岛人建雅乐、兴乐府的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的“乐府”观和“雅乐”观,不啻是中国乐府史和雅乐史的一面镜子。对之进行考察,必有助于当今中国学者提升关于“乐府”“雅乐”的认识。本文拟就此作一尝试。

  一、乐府

  “乐府”是一个产生在秦汉时期的概念。作为历史概念,它原指宫廷的音乐机构。《汉书·礼乐志》说:“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②这是关于“乐府”一词的经典表述,说明在汉代人的看法中,“乐府”指的是服务于宫廷仪式活动的礼乐机构。史家认为,汉武帝是通过这一机构来开展制度化的礼乐活动和服务于礼乐的采诗制乐活动的,所以《汉书》称之为“武帝立乐府”。③由于采诗制乐是乐府机构的主要职能,所以人们还以“乐府”一名指称在宫廷乐署中演唱的歌辞。这样就产生了作为文学概念的“乐府”。从文学角度看,“乐府”主要包含两类文体:其一是通过乐府歌唱而形成的诗体,以及历代文人对这种诗体的拟作。《乐府诗集》自《郊庙歌辞》至《杂曲歌辞》各卷主要收录这种作品。唐代赵麟《因话录》(卷三)说:“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④这里的“乐府”,也偏指仿效汉魏六朝乐府歌辞之体裁、风格、内容的作品。其二指一般意义上的歌辞。比如唐代诗人谢偃有《乐府新歌应教》,刘言史有《乐府杂词三首》,张说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这些诗题中的“乐府”,是歌辞的别名。根据“乐府”的这一涵义,宋代人还把词作品称作“乐府”,例如词总集《乐府雅词》、词别集《东坡乐府》。

  由于诗歌风尚的变化,宋代以前主要有两种乐府文体。一种是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体。这种文体不同于后来的格律诗:不甚讲究字声格律,长短多样;既包括篇幅较短的五七言古体诗,也包括篇幅较长、音节格律较富变化的“歌行”。另一种被《乐府诗集》称作“近代曲辞”,即隋代以来流行的曲子辞体。其中按“采诗入唱”方式形成的曲子辞,多为七言四句体,任半塘先生称其为“声诗”⑤;其中按“因声度辞”方式形成的曲子辞,配合燕乐曲子而作,多为长短句,被现代词家视作“词”的前身。从魏晋开始,人们习惯采用乐府歌辞体,同时也注意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到唐代,除声诗体和曲子辞体以外,人们还喜欢自制新题来反映现实生活,称“新乐府辞”。

  “乐府”一词是在高丽后期(14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朝鲜半岛的。这时候,以上乐府观念都已传入。也就是说,对于“乐府”一名,既有音乐角度的理解,又有文学角度的理解。这样就形成了以下三种乐府观:第一种立足于作为乐署的“乐府”观念,重视“乐府”之本义,重视文学作品同“音”(本民族歌曲)的关联。可以说,这是史学角度的“乐府”观——以“乐府”指“乐”之“府”,亦即宫中的掌乐机构。第二种立足于作为文体的“乐府”观念,注意模仿汉唐乐府诗的诗题和写作方法。可以说,这是文学角度的“乐府”观——以“乐府”指宫廷乐署所掌的乐章,进而指模拟这种乐章而制作的作品。第三种则对这两者加以综合,既重视“乐府”的文学属性,也重视乐府机构的采风功能,重视乐府文体的乡土渊源,因而重视作品同文化事项的关联。这是朝鲜半岛人自创的“乐府”观。

  在高丽时期,人们所秉持的主要是第一种乐府观,相关例证见于《高丽史》。比如《高丽史·地理志》说“乐府有《五冠山》曲”,《高丽史·李混传》说所制舞鼓“至今传于乐府”,《高丽史·蔡洪哲传》说所制《紫霞洞》新曲“今乐府有谱”⑥,等等。据考察,李混制舞鼓一事发生在忠烈王五年(1307年)之后不久,蔡洪哲卒于忠惠王后元年(1340年)。⑦相比之下,朝鲜半岛文献对“乐府”的记录,最早是《高丽史·乐志》的一段话,即记载唐乐《倾杯乐》词云:“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这里提到的《倾杯乐》词很值得注意,因为它出自宋代词人柳永,是在政和四年(1114年)至六年间因宋徽宗赐乐而传入高丽的。⑧词中所谓“乐府”,指的就是宫廷的掌乐机构。因此可以推断,朝鲜半岛第一种乐府观,是因高丽“唐乐”的输入而建立起来的。

  当然,《高丽史》并不是高丽人的作品,它定稿于朝鲜文宗元年(1451年)。不过从史源角度看,我们仍然可以把朝鲜半岛的“乐府”观追溯到高丽朝。这样一来,通过《高丽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种“乐府”观的来源,而且可以看到朝鲜初期人们对它的接受。事实上,记写《朝鲜王朝实录》的史臣,同样使用了以“乐府”为乐署的提法。比如太宗十一年(1411年)闰十二月辛巳条云“以河仑《觐天庭》为第一曲,《受宝箓》则削之乐府”,世宗十三年(1431年)十月丁酉条云《元兴曲》《安东紫靑调》等“虽皆载诸乐府,然废而不用久矣”,端宗元年(1453年)六月戊申条云“乐府之乐,有祭享乐,有宴享乐”,等等。这种观念,在朝鲜半岛乐府观中占据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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